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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支出运行层面出现的上述种种问题，对我国财政支出法律制度的完善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是需要对《宪法》进行相应修改，通过《宪法》条文确认预算法定原则，以立宪的形式规范政府的财政支出。

[31][日]我妻荣:《债权在近代法中的优越地位》，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一个精神疾患、精力衰竭甚至知识缺乏的低级自我无疑难以自主审慎地作出决定，为了使其获得自由，就必须对他进行强制，以真我的名义强迫其按照强者的意志来行事，此际，自由完全可能沦为专断与暴虐。

[11][德]马克思·韦伯:《法律社会学》，康乐、简惠美译，远流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版。但法律文本存在内在模糊之处时，如果法官能够把解释权力移转给其他机构，比如在解释制定法时移转给行政机关，在解释宪法时移转给立法机构，那么法律制度本身就会将文本解释得很好。大体来说，形式主义是一种主张在裁判时实行形式逻辑的三段论推理的司法态度。经由私人的自主竞争和交易，资源的分配与利用能达到最有效率的状态。质言之，是否违反强制性规范不明时，宜解为不违反，即有疑义，从不违反。

实际情况显然不是一个明确无误的使行为人承受不利的标准。巴林则断定，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前，看不到个人自由的概念。宪法一方面肯定基本权利的存在及保有和行使这个权利所带予私人之利益（吾人可泛称之为私益），另一方面也承认这个私益亦可能侵及公益，故两者间存有一个隐藏的紧张关系。

[14]我国宪法修正案第20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如国家对集体的侵犯，国家既可能侵犯其利益，也可能侵犯其权利（由于权利包括利益，因此侵犯权利包括了侵犯利益）。也许在将来的社会，夏季裸体上街、通奸等行为都不再是有伤风化的行为，有些公德（但不是所有公德）是以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意识为标准的，大多数人改变了观念，公德就发生了改变。这样的人在人格是不成熟的，是一种尚未脱离监护人的照顾而不能独立的状态，而一旦有错误发生，他们又很容易推卸一切责任给监护人并怨声载道。

我国宪法第51条关于利益与权利的区分对宪法理论和宪政实践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每个基本权利，似乎在本质上，都含有内在的（可）限制性。

{2}（P116）我们往往没有注意到，一个人被惩罚是因为他应当受到惩罚。{3}（P64）尚且不说父亲最明白事理的前提是否站得住脚（也有自私的、不明事理的、无能的父亲），也不说将国家比喻为父亲是否恰当（国家不顾人民利益而谋求私利的可能性比父亲不顾子女利益而谋求一己之私利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单就国家能够更好地照顾人民的利益就可以为他们做主这一点来看，已经是在以利益替代权利，等于说公民个人只有利益，而没有权利。1.公民在行使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利益公民在行使权利的时候之所以不得损害国家利益，从理论上说，是因为民主国家的国家利益代表了人民利益，国家利益因此才具有崇高性。他说，权利就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利益。

在缺乏珍视人的生命的尊严和个人的内在的道德价值的宗教或哲学传统的社会中，倾斜将更经常发生。第5条规定：各国有与他国在法律上平等之权利。即此时的个人或少数人不得以捍卫自己权利为理由拒绝公权力为了公共利益对自己权利的合理侵犯。即使集体利益高于个人的某些权利，也只是为了集体的利益而暂时限制个人的某些权利，而不是完全取消这些个人权利。

而在著名的手工业者案中，宪法法院首次提出所谓绝对社会利益与相对的社会利益。当利益与利益发生冲突时，利益各方却不一定是平等的，[5]国家利益可能高于集体利益，集体利益也可能高于个人利益（但也只是可能并不是必然）。

[18]但为了美化市容而完全剥夺个人摆设摊点的权利以及对任意摆设摊点的个人处以过重的惩罚。{10}（P203、204）国家保障私人的生命、财产及健康，就是公益的需求。

第22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同样也不能因为吸烟增加了国家的经济利益就鼓励个人吸烟，以危害公民的身体健康为代价。所谓绝对社会利益，例如国民健康，是一个广泛为人所承认，独立于社会、国家当时之政策之外的社会价值，因此，不似相对的社会利益，是经由立法者之考虑，才被提升为具重要性的社会利益。利益不是权利，当利益与权利做比较时，不能完全适用权利冲突或利益冲突的原则。{2}（P128）权利与利益有时是一致的，有时是不那么一致的，有时是很不一致的。耶林发现并指出利益是法律规则得以存在的基础，在耶林看来，法律的目的在于谋求社会利益。

转引自刘作翔：《法理学视野中的司法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2页。二、公民权利不可能与国家、社会、集体的权利相冲突宪法第51条的规定告戒我们注意利益与权利之间的区别，那么国家、社会、集体除了利益以外是否还有权利？如果有它们在什么意义上存在？这些权利是指什么？宪法第51条规定公民行使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那么是否可以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权利？还是公民行使权利的时候压根儿就不可能与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权利构成冲突？（一）关于国家的权利联合国1946年通过的《国家权利义务宣言草案》第1—5条以及第12条规定了国家的权利，学界通常将其概括为独立权、平等权、自卫权、管辖权等。

诺齐克认为，个人享有权利，并且有些权利是任何人或任何团体都不能侵犯的。某人提出诉讼，是因为他的利益被剥夺。

[22]由于公共利益的含义有多种解释，公共利益的内容和对象都具有不确定性，德国学者纽曼以不确定多数人的利益为公共利益，是一种迄今为止广被承认的标准。如果成年人都被当作儿童来对待，那么，他们迟早会变得像儿童。

都针对的是土地、财产这样明显带有利益色彩的经济权利。另一方面是因为这类行为令人们无法进行合理回避，如果人们只要作出合理的努力或者并无什么不便就能够有效地避开这些经验，那么人们就无权要求国家的保护。{9}（P375）这种侵犯大多表现为对人权的适当限制，而不是完全剥夺。因此集体的权利基本上都是对集体外部提出的要求，如要求国家要平等对待各团体不得有歧视，要求政府或其他组织尊重本集体的独立性不要干涉其内部事务，政府、其他组织不得侵犯自己的财产、损害其名誉等。

从消费者协会、工会一直到（正如许多人所声称的）政治国家本身的存在，基本上都是为了发展某些共同利益。{4}（P81）但如前所述，这种整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是有限度的，不仅是个人的思想自由等不受国家利益的约束，而且生命权、人身权也不一定当然适用整体高于个人的原则，正如德国学者莱斯纳强调的那样，私人的生命及健康等特别性质的私益本身就等于公益，对此国家付有危险排除的义务。

[3]关于权利的定义可参看夏勇：《人权概念起源——权利的历史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0—58页。{10}（P200）2.公民在行使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社会利益公民在行使权利的时候之所以不得损害社会利益，是因为社会往往代表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如不得违背善良风俗，不得有伤社会风化、诋毁民族习惯等。

（二）关于社会的权利法律意义上的社会权利是不存在的，社会不是一个主体，社会既不是自然人也不是法人，即使社会有权利也无法行使。如某个从事艰苦劳动的单身汉习惯于自饮自酌地麻醉自己以消磨晚上的时光，然后用蒙头大睡来解除这种昏沉状态，待到早晨又清醒过来并投入到第二天繁重的工作中去。

当权利与权利冲突时，各权利主体是平等的，不论是个人作为权利主体还是国家、集体作为权利主体。实证法需要自然法的引导，自然法要求对人权之侵犯，不得过度。把人民的利益而不是人民的权利作为最高价值，本身已经蕴涵着某种危险，因为最能维护人民利益的人不一定是人民自己，而很可能是国家、政府或者伟大领袖。刘连泰：《我国宪法文本中作为人权限制理由的四个利益范畴之关系》，载《法律科学》2006年第4期。

过去我们可能较多地将注意力放在前者强调的是公与私之间的冲突（国家、社会、集体与个人之间冲突），后者强调的是私与私之间的冲突（个人与其他公民之间的冲突），但却忽略了二者性质上的不同——前者是指个人权利不得损害国家、社会、集体的利益，而后者是指不得损害他人的权利，这个差别是非常重要的。皮文睿先生认为对此例的不同态度表明了中国人和西方人对权利的不同认识。

王莉君：《权力与权利的思辩》，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27—45页。而他应当受到惩罚是因为他做了错误的道德选择。

{10}（P201）在现实生活中，公共利益也可能成为一个侵犯人权的幌子，德国法西斯的统治已经证明，过度滥用公共利益以剥夺私人之自由，则后果不堪设想。当一个公民放弃用论证的方法，并按强力和欺诈行事，他就在试图用非法手段去改变道德习俗。